遵守法律权威是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


 发布时间:2020-10-25 02:07:30

宪法之上无领导,在宪法根本法地位这一点上,中国宪法和其他国家是相同的。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自觉遵守和有效维护,所有的公权力和国家活动都要受宪法约束。法晚:强调宪法至上,如何维护党的权威?韩:习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内涵十分丰富,最核心的精神是

通过仪式化的程序,强化宪法的权威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宪法和法律的敬畏之心,并将之内化为对宣誓人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真正尊崇宪法,不意味着仅在国家宪法日这一天热热闹闹,对宪法的尊重和信仰,更体现在平时,体现在执法司法上。比如,公职人员不能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不能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民感受到了宪法的美好价值,对宪法就会更亲近、更尊崇。

1954年9月20日下午5时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决结果:投票数共1197张,同意票1197张,全场一片欢腾。宪法全票通过,确立了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宪法,在东方大地上第一次与人民的意愿高度契合。这部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崭新国家熔铸人民意志根基的最广泛动员——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后的近三个月时间里参与讨论人数达1.5亿:宪法起草委员会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民众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118万件。

5月23日,广东惠州中级法院召开死刑宣判执行会,死囚刘文彪在宣判后大呼冤枉并称有重大立功。随即,法官暂停执行程序,该死囚被押回看守所,得以暂时保命。舆论对此充满争议。有种声音质疑,若喊冤就能暂停执行死刑,是否以后死囚在临刑前喊一嗓子就都可以保命?有人甚至批评,法院连依法判决和执行的底气都没有,司法权威何在?司法权威首先建立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法院对临刑前喊冤者宣布“刀下留人”是依法办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但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或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应当停止执行,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如何对待宪法,不仅关乎宪法威严和尊严,也关乎执政权威和质量。十八届四中全会一再强调宪法的“至尊”地位,正出于此。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也许不少人认为宪法太高大上,离我们太远,殊不知,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说,“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假如事实证明,刘文彪喊冤是假的,最后还是被执行死刑,是不是说明法院软弱无力、缺乏底气?事实上,法院不需要法律规定之外的“底气”。尊重生命,本来就是司法机关的准则;何况这还是根据法律规定执行的,法院不执行反而违法。无论如何,对死刑犯喊冤“刀下留人”,没有什么害处,只会让司法更加公正和权威。(殷国安)。

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是一种仪式上的安排,也不局限于理念传播上的塑造,这本身就是宪法实施的一种体现。让宪法“热”起来,不仅在于宣传,更在于行动。通过建立与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此举不但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各级领导干部和执法司法部门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也是遵规守法的先行者和监督者,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崇尚宪法、敬畏宪法、严守宪法、维护宪法,用自身的模范行动引领全社会形成“尊宪学宪守宪用宪”的良好风尚。吴 皑。

在北京大学日前举办的“司法改革的症结与前景”讲坛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审判独立,只有实现现代化的审判独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陈光中说,司法体制改革下一步应进行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现代化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司法没有权威的国家不能称为法治国家,因为司法是解决所有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次司法改革的核心仍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实现公正、权威的关键。改革的效果如何,也要看司法独立究竟能走多远,能否走到现代化的层面。

法治意味着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和权威的地位,法治思维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树立法律权威的思维。现实中,法律的权威没能很好地树立起来,仍存在着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等违背法律威严的现象。因此,在腐败治理各个环节,必须秉持法律权威的思维和方式,反腐必须首先考虑行为的目的、内容、利益诉求、期待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要把合法性评价放在首要位置考虑。也就是说,法律是判定腐败及其严重程度的最主要的标准,涉案的金额、损害的后果、腐败的情节等法律因素是判断的标准,而不应以官员职位高低作为判断标准,更不能由此而区别对待。秉持依法治腐,最为重要的是,腐败案件最终由司法机关认定处理,其他机构由于多种原因目前还有一定的辅助空间或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最终势必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谨防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因此,反腐败的终极规范应当是法律规范、最佳方式是法治方式,党内法规、政策纪律等都不能代替法律,其他方式更不能居于法律之上。(扬州大学教授蔡宝刚。以上分别根据《中国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杂志》,文稿统筹:实习生陈章)。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一语道破法律权威的实质,法律的权威并不来自于法律背后的强制力。权威是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权威内含的“权”和“威”,应该来自于权威者自身,而非权威者所能使用的暴力。从法律权威一词来看,法律权威也就来自于法律自身能够让人们拥护的能力,而非法律的外在的强制力。从历史上看,统治权威可以有多种形态,按马克思·韦伯的说法,至少有三种理想形式的正统权威,而现代社会的统治权威则依赖于法理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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