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员也是法治宣传员


 发布时间:2021-01-22 07:05:24

为了规范店里的管理秩序,老板提出按照店里的规定,对顾大嫂处罚200元作为罚款,并当着所有员工的面批评了顾大嫂。顾大嫂认为自己珍惜粮食没有错,老板这样做就是在欺负人,她当即提出不干了,结算工资走人。老板的态度当时有点不好,顾大嫂觉得自己被人侮辱了,老板欺负了自己。就跑到白下区法律援

今年4月,她被辞退了,当时双方发生纠纷。刚开始,潘某说最后一个月她上班20天,公司未付工资;还有一个月,公司仅给她发了800元工资,远远低于鼓楼区最低工资标准1320元/月。今年5月,潘某向鼓楼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提出申请,要求公司发放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同时补发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刚开始,该公司态度强硬,坚称是按公司的工资制度发放工资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潘某提供的证据,调解员发现公司还存在多项违法违规的情况,比如未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无故扣发员工“贡献金”等。

中新网长沙11月12日电(向一鹏)在国际法学界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制度,在湖南取得了长足发展。记者12日从湖南省司法厅获悉,目前湖南共有26万余名人民调解员,年调解矛盾纠纷40多万件,其中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引发的刑事案件、自杀、群体性事件8000余件,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的社会矛盾纠纷进入易发、多发期,矛盾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突发性特征日趋明显。人民调解这项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法律制度,是以最小成本、最便捷的化解矛盾纠纷方式,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司法部门相关负责人称,他们每天会派2名调解员与城管队员共同在马路办公,并于每周四安排1名律师驻点接受市民咨询。一方面对城管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另一方面由司法部门留存真实、合法证据,保护双方合法权益,避免矛盾冲突。据介绍,成立司法城管工作室缘起于2012年的一次拆违执法。当时执法队员准备拆除一处违法扩建,遭到房主带人围攻,现场十分混乱,多名城管队员被打伤。城管部门虽对现场进行了录像,但被质疑是有选择性拍摄,幸亏司法部门当时也在现场,并对纠纷过程进行全程拍摄,最终影像资料被采用,在案件处理中起到关键作用。事后,武昌区城管委意识到,要让市民不违法,首先要让他们懂法,一方面要提供法律服务和保障,另一方面还要找个客观“裁判”,才能化解各类矛盾。首席调解员范晓军表示,城管队员每天面对最尖锐的矛盾,一不小心起了冲突,就会被贴上“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等标签,引入第三方监督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十分必要。(见习记者 鞠頔 通讯员 叶志卫 殷莉红 胡虹)。

要按照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积极发展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力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构建遍布城乡、覆盖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要按照便民利民的需要,依法规范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主体和人员组成,确保人民调解组织的自治性、群众性、民间性,同时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称、标牌、标识,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二)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人民调解员队伍是加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全面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在《人民调解法》颁布以后,深圳紧接着颁布实施了《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配套措施,夯实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法治基础,也为推广人民调解“福田模式”铺平了道路。市司法行政部门经过调研论证起草了《深圳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管理规定》,与市财政部门共同协商反复修改,十易其稿,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上报市政府审批。推广工作铺开以后,全市各区(新区)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地抓好建章立制和规范提高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市1906个调委会基本达到“四落实”(场地、人员、报酬、工作落实)、“五有”(有标识牌、有相对固定工作场所、有印章、有调解回访记录、有统计台账)、“六统一”(标牌、印章、人民调解标识、程序、制度、文书统一)的标准。

每年调处化解各类民间纠纷7万余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基层维护稳定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还协助人民法院完善了诉调对接制度,协助公安部门建立了民间纠纷委托、移转人民调解制度,与劳动、卫生、住建、仲裁委等部门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仲裁衔接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建立了人民调解专家库,积极开展对调解员的联合培训工作,确保了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形式的有效衔接互动。(记者 吴涛 通讯员 李林威 文/图)。

目前,“福田模式”已走出福田辖区,成为了遍地开花的人民调解“深圳经验”。全面推广“政府购买服务”近年来,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但与此同时,人民调解工作也面临着人员、组织、经费等发展瓶颈问题。如何建立人民调解队伍,如何走出人民调解经费困境,如何在确保中立性、公正性的同时保证其法律性、专业性,是当前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而“福田模式”最大的创新,就在于找到了这几者之间的最佳结合方式——政府购买服务。

要大力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途径。要加强法律知识、社会公德和调解实务等方面的培训,着力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确保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三)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制度。要建立健全与人民调解法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加快完善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员选任和培训、人民调解工作统计等配套制度,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开展。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疑难纠纷集体讨论、矛盾纠纷调处跟踪、重大纠纷报告等制度,确保矛盾纠纷排查到位、调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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